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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自由化
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政治词语，指反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实行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的思想或行为。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和执行上必须反对“自由化”，由此衍生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和运动。[1] 按照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说法，“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1980年12月25日，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2][3] 歷史首次提出该提法首次出現于国家主席刘少奇195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当时中苏论战已经起来，苏联指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发起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认为这是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刘少奇主席于是在文中回应：“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以辩护中国共产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和性质，否认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 名词争议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提法也常被用来批斗被错划成右派的人，因此“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中共内部有不少人反对继续使用这一名词，担心被用来进行文革式的极左攻击。1985年，为了解决市场经济改革和共产主义路线纲领的矛盾，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议定十二届六中全会的一项议程是“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定”，即编写《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负责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该文件的修订自始至终有2个问题的争议集中，其中一个涉及是否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说法，为此，胡耀邦和文件起草组的参与人认真调查了该名词的党史文献来源，以求明确该词的含义，并就是否保留该词征求邓小平（中共元老代表）的意见。胡耀邦最终坚持该词予以保留，并结合邓小平对该词的多次论述，在9月19日主持编写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的讨论和修改情况(草稿)》（后改名为《简要说明》）中做了特别说明：[4]
對此，鄧小平答覆：[5]
最后定性
在后来的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目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被确定为由邓小平首次提出。1980年12月25日，他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正式提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2] 该词被邓小平多次使用，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有52篇涉及，占43.7%，几乎占到一半。其它如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會見台灣大學教授陳鼓應時的談話。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对应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第105、113、56条）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规定了最高可至无期徒刑的刑事处罚。 使用與詮釋鄧小平1980年12月25日的談話鄧小平於1980年12月25日，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論述：[6]
胡喬木1981年8月的談話胡喬木1981年8月8日，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中提到[7]：
此論述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最首要的自由是「僱傭剝削的自由」與「私有制的自由」，而其他種種自由皆由此衍生而來。此談話亦認定《苦戀》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 鄧小平1983年10月12日的談話鄧小平於在共產黨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發言，收錄於《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8]：
而毛澤東在所作的《反對自由主義》之中，列出了十一種「自由主義」作風，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機會主義」，是消極的，不積極維護「革命利益」、不敢於鬥爭、將個人利益置於第一位。 鄧小平1985年5月的談話鄧小平於1985年5月20日與陳鼓應得談話時說到[9]：
此論述將資產階級自由化認定為「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即是與「文化大革命」相近的動亂。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義，在於建立安定的政治環境，避免動亂，專注建設。 鄧小平南巡講話鄧小平1992年2月的南巡講話中，提到了資產階級自由化：[10]
並還提到
此論述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相提並論，並提到胡耀邦與趙紫陽皆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觸及了防範和平演變不力這一「不能讓」的根本問題。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规定[11]：
此論述將資產階級自由化視作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一種具體形式。 影响1986年12月初起，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學的學生因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不民主而舉行示威抗議活動，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高校，即八六学潮，被有關當局鎮壓下來。當時中共認為這些學生的活動不是自發，而是有人在幕後指使。這些幕後人包括了後來於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被逼去美國的方勵之夫婦。事後，有關當局發表宣言，指責這一種“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文章指：“‘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並指有關活動“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 這件事結果使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辭职下台，同時開除幾位黨內主張民主化之人士如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並使中共黨內保守派得勢，以及李鵬得以接任國務院總理。這次事件亦被視作為後來1989年六四事件的原因。 参见参考文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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