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书)春秋即历史,現在通常指魯國《春秋》[1]。据传,为孔子所作或修订而成,但有争议。《春秋》不像《诗经》,《春秋》没有出土战国版本。《春秋》記述從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間242年之歷史,後人把書中包括之時代稱為「春秋時代」[2]:2。漢朝起被尊為五經之一,在四庫全書中屬於經部,在十三经中,《公羊传》与《穀梁傳》作为《春秋》的解读文本,也被列入十三经中。《左传》可能是独立于春秋的比春秋更早的一部历史书。 此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間魯國與眾諸侯國的大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體例宛若各年月的新闻标题彙編[3],意不在史而在“义”。辜鸿铭之《中國人的精神》所陳即此。相反地,《宋史》记载北宋王安石批評《春秋》为“斷爛朝報”(朝廷公報的斷簡殘篇)[4],不過王安石是否真有此說亦有爭議[5]。 创作背景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適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成書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朝廷大事亦多在此兩季举行,因此“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6]。墨子所谓“百国春秋”,俱已不传[7]。传之唯《魯春秋》,《春秋》遂成其专名,即《春秋经》。通常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最早《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日本學者平勢隆朗根據魯國紀年採用立年稱元,而《春秋》採用逾年稱元法,認為《春秋》不是由魯國官方編輯的史書[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以及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等学者均持是说。历史学家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中说:“孔子作《春秋》”。 亦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唐代史家刘知几首先对孔子修《春秋》存疑[9],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都有此疑問。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考古发现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海昏简本《春秋》现存100余枚。西汉流传对《春秋经》进行注释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研究人员根据文字较清晰的20余枚竹简初步判断可知,简文内容多同见于今本《公羊传》和《谷梁传》,也有仅见于《公羊传》者。其内容文句与今本有出入,也有不见于今本者。 海昏简本《春秋》与《春秋公羊传》关系密切,汉代公羊学盛行,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作为治国基本原则,海昏简本《春秋》的发现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提供了《春秋》经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0] 體裁《春秋》寫法是在一年之下標出四季,再加日期,然後寫出史事[2]:2。《春秋》以「年・時(季節)・月・日 - 記事」為體裁。
例如、隱公元年・二年(文依『左傳』)。
《春秋》一书文字簡練、記事簡略:少则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隱公五年“螟”;或二、三字,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晉”;多则如“定公四年春三月”中的敘述也不超過四十五個字。文句極為簡短,每條最多不過47字,最少僅有1字[2]:2。最初原文僅18000多字,三國曹魏時張晏計算《春秋》共有18000字[11],晚唐人徐彥的計算亦有18000字[12],南宋王觀國《學林》則記載有16500個字,現存版本則只有16000多字。《春秋》全書分條記事,不相聯屬[2]:2。因此,古人為此書又寫了一些著作,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 《春秋》的内容多涉及乱臣贼子,全书共记弑君三十三例[13]。用意是要隱寓褒貶,使亂臣賊子懼,以匡時救世;故對事件均有評論[2]:2。《春秋》內容以戰爭、會盟、朝聘等為主,也涉及日蝕、地震、水災、旱災、蟲災和祭祀、婚喪、宮室等[2]:2。《春秋》文字简略,叙事重结果,不铺叙过程,故稱之春秋笔法,朱熹认为《春秋》并无表示褒贬之义的所谓「书法」[14]。後世有史家仿效春秋筆法[2]:2。《春秋》也有自然現象,日食、月食、陨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记载日食三十六次;例如莊公七年所记“星陨如雨”是关于天琴座流星雨,文公十四年记“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自西漢以來,儒家奉《春秋》為經典,為五經之一,又稱《春秋經》[2]:2。 春秋傳《漢書·藝文志》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5家: 《鄒氏傳》和《夾氏傳》今已不存[15]。《公羊傳》和《穀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所寫,稱為今文。《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體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說:“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穀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公羊传》在汉景帝时立为学官;至汉武帝时,《穀梁传》學者瑕丘江公与《公羊传》大師董仲舒当朝辩论,江公因“呐于口”,由是公羊大兴,後來“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16]。汉宣帝时期,《穀梁传》的地位提高,征召瑕丘江公之孙为博士,立为学官,一度取得了与《公羊传》抗衡的地位。 何休在《春秋公羊注疏序》中说:“往者略以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公羊傳》和《穀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公羊傳》、《穀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杜預统计《左传》中用“凡”的语句共五十处,即所谓“五十凡”。 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两家以解经为主,《左氏》則以叙事为主。[17] 注疏左傳注疏公羊傳注疏穀梁傳注疏評價
参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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