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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註 1]，一作梅叔。後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学大师、民族主義革命家、注音符號設計者、中國醫學院首任院长。 生平朴学训练与排满情结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學家传。1880年，十三歲的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處啟蒙。據他自己回憶，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讓他閱讀《东华录》，了解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的事。[2]1883年，也就是十六歲時，他奉父之命參加童子試，但因病未能赴試，遂放棄功名。隔年他上書李鴻章，自稱其學『一以荀子、太史公、劉子政為權度』，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過未獲回音，隨後在家自學。[3]1890年，章遵从父亲章濬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之後，章太炎曾捐款予維新派強學會，與康南海、梁启超通信。1896年，梁啟超和夏曾佑派葉浩到杭州請章太炎來上海任《時務報》主筆。他擔任主筆不過四個月便因反對孔教，發生與麥孟華等人「拳毆」之事件。此後回到浙江，與較為穩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來。1898年春，曾應張之洞之邀，赴武漢辦《正學報》，但未出刊便辭謝離去。7月，到上海參與汪康年所辦的《昌言報》。戊戌政變後，章氏仍遭通緝。12月4日，避禍流亡到台灣，居台北萬華剝皮寮[4]，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主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與日本人館森鴻等相往來。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轉赴東京。太炎在台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這些論文佔章氏著作份量並不多，卻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正疆論》謂「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文中並推崇延平王鄭氏，貶抑降清將領洪承疇、李光地，反映章氏雖厠身台灣，反滿的漢族民族意識仍甚為急切。在台亦參加玉山吟社[5]的唱和，與覆審法院院長水尾訓和（詩號晚翠）、報館主筆籾山衣洲「以文字訂交」，來往甚密。[6]中國白話文運動之後，章氏寫給大眾閱覽的文字轉變為通俗的文筆，曾做為張我軍鼓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理由之一，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時，新舊雙方各執章氏文字風格之一端以彰顯己方立論的正確性。 1899年5月，東渡日本，借住於橫濱梁啟超處，在京都、東京活動，並通過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7月，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結識唐才常。此時章太炎之排滿觀和古文經立場日益明確，在蘇州出版了其著作《訄書》，由梁啓超題簽。他認為當時所有的時弊都是滿洲統治造成的，故立憲革命並不能解決問題；故對宋恕說：“當前不可苟效立憲政以迎之，莫若理其本，當除胡虜而自植”。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趨新之士大夫嚴復、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張園組織「中國議會」以挽救時局，並策劃自立軍起義，章太炎應邀參加。在會上，章太炎反對光緒帝復辟，主張驅逐滿、蒙代表，並割辮明志。但章氏仍與康、梁等人保留着聯絡。[3]  1901年，至蘇州東吳大學任教，宣揚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蘇巡撫恩銘注意。 革命与讲学 1902年，二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调解孫文与康有為二派的关系。三月計劃在東京舉辦「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支那亡國」意指南明永曆帝政權的滅亡，預定的舉辦日期為明思宗殉國之日，但是紀念會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壓下被禁止[7]。这时他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上海后，重新改定《訄书》[8]，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且常于《苏报》发表文章。 1903年，发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9]，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軍》作序[10]，刋于6月10日的《苏报》內，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被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判刑，入狱三年。在入狱期间，章太炎亦笔耕不辍，常为香港《中国日报》撰寫論文[11]，又著《癸卯狱中自记》，内文有“上天以国粹付余”，是“国粹”一词在中国出现之始。 1906年，章太炎出狱，由同盟會迎往日本東京[11]，担任《民报》主笔。由於梁啟超在《新民丛报》主張立憲，反對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批駁，与梁啟超论战。此时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定“国号”之功。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1907年，因《民報》經費問題與孫文有矛盾[12]。四月，章太炎與張繼等人在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1908年，四月開始，為留學生開設講座。10月，《民報》因宣傳中國革命被查禁。1909年，因《民報》復刊及籌款等事，與孫中山發生衝突，章太炎指復刊之《民報》不合法，並攻擊孫中山。1910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於東京重組「光復會」，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與同盟會正式分裂。1911年，章氏繼續在東京講學，當武昌起義消息傳到東京，他即中斷講學回國，11月15日，抵達上海[13]。 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后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后又发生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 刘师培夫妇在东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国内。刘师培因恶气难消，遂写信向黄兴揭露章太炎曾应允满清总督张之洞、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难以辩驳，十分狼狈[來源請求]，此时他又与孙文、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讲理学与救学弊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15日，章太炎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孙文聘任章为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4]。5月，他与張謇、伍廷芳、那彥圖同为新成立共和党理事[15]。11月，袁世凯委任章为东三省筹边使[16]。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时值宋教仁被刺后，善后大借款風潮又起，南北变色，5月，章太炎到武昌，試图调停，不久到北京接受袁世凯給他的勛二位[17]。6月15日，与汤国黎结婚[18]。此時，章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19]，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更被监视居住，終日蜗居于共和党本部內[20]。1914年1月7日，大闹总统府[21][22][23]，后被移押至龙泉寺内居住[24]，说章太炎是精神“瞀乱”。袁世凯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為生活費用，同時親自手書下人八條保護準則，其中包括：「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後再購，罵則聽之」，諸如此類的條款[25]。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5月，章太炎尝试逃离北京，但被追回[26]。袁世凯病死，章太炎終恢复自由，6月杪，重回上海[27]。 1917年2月，中国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抗议德国使用潜艇攻击中立国船只的行为遭到章与谭人凤联名反对[28]。6月初，因北洋系督军宣告独立，要求解散国会，章太炎与孙文发电给陈炯明，聲言：「以保障国会，歼滅叛徒为限，一事未成，必不罢兵旋旆[29]。」7月，二人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非常国会推举孙文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孙即任命章太炎为元帅府秘书长，为孙文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9月26日，章太炎与吳景濂等人到云南力劝唐繼堯接任元帅[30]，后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19年1月12日，章太炎致函孫中山，反對南北議和。 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4月7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太炎被推为理事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28年，批評蔣介石改換國旗：「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思想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歷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迴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的《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佛法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擬，固可謂「轉俗成真」。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標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迴真向俗」的境界[3]。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隨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復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作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人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詒讓、康有為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3]。 轶事
弟子東京時期：錢玄同、許壽裳、朱希祖、黃侃、汪東、沈兼士、马裕藻、龔寶銓、陳寅恪、周樹人、周作人、胡以魯、易培基、陶煥卿、钱家治、朱宗莱、余雲岫等 北京時期：吴承仕等 上海时期：马宗霍 家庭1892年，23岁的青年章太炎，奉父母之命，娶妻王氏[36]，育有三女。1903年，王氏病故。 1912年，特立独行的章太炎在在40多岁的时候，在北京、上海的各大报章公开刊登征婚启事，择偶条件是“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后经过蔡元培介绍，1913年，44岁的章太炎与时年30岁的浙江人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章太炎过于兴奋，把皮鞋都左右穿反。 章太炎夫妇育有二子。[37] 儿子[38]
女儿 章太炎共育有四個女兒，都是古字命名。三個女兒到了適婚年齡，都沒人提親，因為想提親的人不懂讀她們的名字，不敢提親。章太炎得悉此事後，在宴會中「無意間」說出她們名字的唸法，三個女兒的婚事才不至於因為「不會唸名字」而耽誤[39]。
著作丛书、全集类
尚未收入丛书、全集类
年谱及学術自述
章太炎著作的注疏
译作主笔刊物《时务报》、《昌言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民报》、《国粹学报》、《教育今语杂志》、《大共和日报》、《华国》、《制言》等 評價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於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謔，以太平天国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希祖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適獨樹一幟，在大師環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胡適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鉢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有所轉向，故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參見章太炎《與柳詒徵書》）。胡適則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中說：“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2）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 鲁迅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46]強調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對忽略其學術業績，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陸評價與研究章太炎的主調。[原創研究？] 纪念注釋参考资料
-〈康有為章炳麟合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章太炎对“公理”的批判及其“齐物”哲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莊子、畢來德與章太炎的「無」：去政治化的退隱或是政治性的解放？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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