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烂公检法砸烂公检法,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对于中国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政治攻击口号,获得毛泽东的支持[1][2][3][4]。1967年8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发表讲话,明确提出“砸烂公检法”,大批公检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遭到迫害[4][5]。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安机关干部遭迫害者达3.4万余人(一说34万余人[3]),被逼死打死的1,200余人、被致伤残的3,600余人,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等多名公安部副部长被迫害入狱,其中徐子荣死于秦城监狱[6][7]。 背景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8][9]。1966年8月24日,时任中央政法小组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三省一市座谈会上说:“过去公安机关,罗瑞卿统治了八九年,徐子荣也统治了一个时期,他们搞反党宗派集团。彭真管政法多年,他和冯基平、徐子荣、狄飞都是死党,他们搞地下活动,告黑状,想把某些人整倒。”[10] 同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受到冲击,档案库被砸开。 1966年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直接针对公检法机关,说道[11]:
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受到冲击,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级检察机关[12]。同年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这一行为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但谢富治并不接受周恩來的批评,公开对抗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6年年底,张春桥、谢富治等人经过策划,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简称《公安六条》)[13]。 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0位代表时说:“你们夺权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权力,我祝贺你们。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2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一月风暴’,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说明毛主席的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组织上彻底砸烂’。”2月,公安部除了谢富治、李震等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一部分科长都被夺了权[14]。 经过1967年7月28日,谢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说:“公检法要实现革命大联合,把刘、邓、彭、罗那一套砸个稀巴烂,粉碎越彻底越好。”[6] 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斗争罗瑞卿大会”),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5][6],说道[4]:
谢富治授意将材料印发全国[4][6][15]。12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从此,公安机关军管会行使国家的检察权、审判权。 1968年2月17日,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时,称:“过去,专政机关长期被彭真、罗瑞卿把持,他们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检察机关也不例外。”[16][17] 196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了《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高检完全是抄苏修的,群众早就说该取消了。”随后,这个报告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该文件下达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相继被撤销。在“砸烂公检法”后,专政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乱捕乱押,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8]。 结果据统计,中国大陆各地(除西藏外)共有34,481名公安人员遭到打击迫害(一说34万余人[3]),其中被拘捕判刑的有1,329人,戴反坏分子帽子的有3,652人,受到劳动教养、开除的有781人,有1,257人被逼死、打死,3,624人被打伤、致残[6]。 后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了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共有680多人参加,包括40多名刚刚从监狱释放出来不久的公安机关领导干部[19]。会议的议题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安机关、否定公安工作、残酷迫害公安干警的罪行,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具体领导这次会议[19]。 1979年1月25日,原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以及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其他领导干部的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等人送了花圈[20][21]。 参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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