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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柏林学生志愿传道团欧柏林学生志愿传道团（Oberlin Band）是指从1882年到1900年，一批来自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在中国山西省工作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隶属于美国公理会差会 (ABCFM)。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有15名欧柏林传教士，男女老少皆有，被山西巡抚衙门下令，由义和团和士兵处死。  背景在19世纪，位于俄亥俄州奥伯林的欧柏林学院，因其对社会改革和基督教的热情而引人注目。欧柏林是第一所定期招收非洲裔美国学生的美国大学。[1] 这里激进的废奴主义，导致一位历史学家称奥伯林为“内战开始的城镇”[2]。 内战后，奥伯林将大部分注意力转向在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救恩的福音。一位神学家说，“让我们起来征战 …从事取代撒旦国度的惊人工作".[3]。基督教世界的许多人认为基督教和文明是同义词。一本传教士杂志说，“我们认为，除了基督教之外，不存在真正的文明”。[4] 因此，在非基督教国家，其中最大的是由清朝统治的中国，传教士在那里可以促成基督教和文明的双重祝福。“三亿到四亿的灵魂聚集在那里，其中十分之九仍然没有听到过福音。” 在传教热情的背后是一种理论，即必须让全世界皈依基督教，以预期千年王國的到来，即圣经中预言的基督的千年统治。[5]:22-23 奥伯林的理想主义以及社会和宗教激进主义，使它成为全世界传教事业的主要贡献者。欧柏林的毕业生，如梅威良（William Scott Ament）加入了美国公理会差会，在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作为 将基督教福音带给所有民族努力的一部分。 直到丁戊奇荒（1876-1879年），新教传教士才得以进入中国北方内陆地区的山西省。在干旱造成的饥荒期间，传教士在该省向大约340万人分发粮食。即便如此，据一些估计，山西有500万人死于饥荒，占山西人口的三分之一。[6] 虽然罗马天主教早就传入山西，也有一些中国人加入了天主教，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通常不相往来，即使各自的差会和教堂可能非常靠近。[7]。 山西的欧柏林传教士1881年1月5日，欧柏林神学院的一位学生冕路德（Martin Luther Stimson)写信给美国公理会差会，提供12名欧柏林大学毕业生到中国传教。美国差会接受了这一提议，建议以山西作为传教地点，当时该省只有少数几名中国内地会和大英浸信会的英国传教士。1882年，冕路德和他的妻子（Emily Brooks Hall Stimson）成为第一对抵达山西的欧柏林传教士。1882年，文阿德（Irenaeus J. Atwood）夫妇和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很快，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1882年至1900年间，共有30名欧柏林传教士在山西工作，包括男性传教士、他们的妻子和单身女传教士。然而，大多数传教士几年后就辞职了，离开了山西和中国，因此传教站的数量一直不多。欧柏林传教士分别在省会太原西南60公里和100公里处的太谷和汾州两座城市建立了传教站。[8] 从一开始，欧柏林传教士就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这些传教士都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指导或学习中文，尽管美国差会给每个家庭500美元，用于购买和运送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到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站。事实证明，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来说，汉语是极其困难的。太谷和汾州的生活条件拥挤不堪，不卫生。疾病十分猖獗。山西三十名成年传教士中有十人死亡，还有许多人患有严重疾病。[9] 山西欧柏林传教士生下的25名儿童中，有12人死亡。[10] 传教士之间很快爆发了教义纠纷。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从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偏向于一位论派，倾向于只在精英阶层中传福音。另一方面，冕路德则倾向于雇佣中国传教士和助手，自下而上地传播基督教。欧柏林传教士站在丁家立一边，但最终采用了冕路德的方法。丁家立和冕路德都很快辞职了。传教士们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而且对大部分所理解的也感到遗憾。[11] 在太谷，1899年，经过近20年的工作，传教士只争取到76个中国信徒。他们还开办了一所男子寄宿学校，有24名学生，一所女子寄宿学校，有16名学生，教会医院和药房在这一年治疗了1313名病人。传教士在这一年里还收容和治疗了150多名鸦片成瘾者。[12] 义和团欧柏林传教士1899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在中国人中散布基督教传教士在井中投毒的谣言。这也许是义和团在山西的第一个预兆。义和团是一个仇教、排外的农村运动，1898年开始于山东省，并向北向西蔓延。义和团相信，通过遵守适当的仪式，他们可以刀枪不入，将可恨的外国人杀死或驱逐。干旱加剧了农村日益严重的动荡。[13] 1900年3月，满清任命亲义和团的官员毓贤调任为山西巡抚。1900年6月，义和团抵达太谷和汾州，传教士们在城市和乡村四处走动时，开始遭受威胁和嘲讽。威胁的暴徒聚集在传教站外。有消息说，义和团袭击了北京附近的的铁路和外国人，还有中国政府对义和团的支持。传教士们听到谣言说，6月27日是义和团在山西消灭传教士的日期。这一天过去了，在太谷和汾州的欧柏林传教士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但两名年轻的英国妇女，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在一个外围村庄被杀[14]。 7月9日，45名外国传教士，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中国基督教领袖，在太原巡抚衙门大院被斩首处死。[15] （见太原屠杀）。其中大多数是英国浸信会传教士。不过其中两名死者是居住在汾州的欧柏林传教士艾渥德牧师（Ernest Atwater）的大女儿（Ernestine Atwater）和二女儿（Mary Atwater）,分别为 10岁和8岁。[16] 太谷屠杀1900年7月，太谷的欧柏林传教士几乎被围困在传教站大院里。这里有六个美国人：来浩德牧师（Dwight Howard Clapp）、来浩德师母（Mary Jannie Clapp）；卫禄义牧师（George Louis Williams）和德富士牧师（Francis Ward Davis），他们两人的妻子都在美国；还有两位单身女传教士，贝如意姑娘（Susan Rowena Bird）和露美乐姑娘（Mary Louise Partridge）。[17] 大约50名中国基督徒和他们在一起，其中包括22名男子。7月31日，一群义和团闯入大院。传教士和几个中国人躲在一个空棚子里，一个义和团发现了他们。来浩德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抵抗，但德富士手持手枪，开枪打伤了一名义和团。义和团随后杀害了所有基督徒，防火烧房，传教士试图逃跑时，被用石头打死。 义和团随后在太谷附近的城市和乡村游荡，杀害了70至100名中国基督徒及其家庭成员[18]。 汾州屠杀 在汾州有七位欧柏林传教士：贾诗礼牧师（Charles Wesley Price）、贾诗礼师母（Eva Jane Price）和他们六岁的女儿（Florence）；艾渥德牧师（Ernest R. Atwater）、艾渥德师母（Elizabeth Graham Atwater）以及他们的第三个女儿（Celia）和第四个女儿（Bertha），分别是五岁和三岁。还有三名内地会传教士和他们在一起。 8月14日，传教士奉命离开这座城市。十名传教士、三名中国基督徒和两名车夫穿过街道，上万人默默地看着他们离开。护送传教士的士兵奉命在途中杀死他们，其中一位中国基督徒预计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用财物贿赂士兵，获准离开。当他逃走时，听到枪声。所有的传教士都被杀死，士兵们抢劫了尸体，当地村民将尸体掩埋。[19] 余波八國聯軍解救了被义和团和中国军队围困在天津和北京的外国人。（见天津之战和八国联军之役），但直到1901年1月，德国士兵才到达山西，了解到欧柏林学生志愿传道团和该省其他传教士的命运。7月9日，在太原屠杀一年之后，在太原为遇害者举行了追思礼拜。[20] 1903年，在欧柏林学院的校园里，建立了欧柏林学生志愿传道团的纪念拱门。1908年成立了铭贤社（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在欧柏林学院的帮助下，欧柏林毕业生孔祥熙在太谷在赔偿给公理会的土地上，开设了铭贤学院。这所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被迫迁往中国西南部四川省金堂县农村，战后迁回太谷。1949年共产党赢得内战后，铭贤学院改为 山西农业大学[21] 。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欧柏林学院和山西农业大学失去了联系。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两所学校才恢复接触。在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的主持下，欧柏林学院开始每年派山西代表到山西农业大学，教授英语，直到今日。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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