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邦迪前地全景
柯邦迪前地 (又稱司打 ( dá ) 口 [ 註 1] ,葡萄牙語:Praça de Ponte e Horta )是澳門內港 的一個休憩廣場,位於澳門半島 西邊、風順堂區 北部,全長約105米,闊約40米。前地的最東端接聚寶街 與群興新街 交界,東北側接有蓬萊新街 ,最北端接火船頭街 ,最西端則接河邊新街 與比厘喇馬忌士街 交界,最南端則有隧道通往安仿西巷 。街道名稱是以1866年至1868年時任澳門總督 邦迪·柯打 命名,而又稱則可能源自「印花稅 」或「財政 」的外文音譯。
在清朝 康熙至同治年間,這裏是專門用作進口鴉片 的埠頭,也是澳門乃至中國史上第一個鴉片專用碼頭和課煙稅區[ 參 2] ,甚至是鴉片戰爭 的肇始地[ 參 3] 。19世紀末埠頭遭到填塞,變成大片曠地;時至澳門禁止鴉片後,曠地上曾有茶座和賣藝表演,入夜後曠地上頗為熱鬧。1992年時這裏被列入澳門文物名錄 內,之後曠地上又建立過菜市場,後來菜市場被取消並建為現在的休憩廣場。
柯邦迪前地,後為兒童遊樂場
歷史沿革
鴉片貿易在澳門的發展之初
澳門 的鴉片進口活動最早可追溯到明朝 ;當時如要進口鴉片 到澳門,須向朝廷報繳稅項(即「大煙稅」)。在1589年(明萬曆 十七年)的澳門稅關表中就記有「鴉片二斤值價銀條二個」,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進口澳門的記錄。在清康熙 至同治 年間,澳葡政府 扮演着鴉片存貯和中轉的重要角色,也包攬了中國海關原在澳門徵收的大煙稅。在可查閱的記錄中,康熙元年(1662年)時已是「年課厘稅五百両白銀」,康熙六年時則是一萬両,康熙十年時已飆升至十萬両。而在康熙年間海禁一度開放,進口澳門的鴉片量亦逐年增加,至康熙三十一年時年進口量已超過一千箱[ 註 2] 。[ 參 2]
司打口的源起
不過從康熙三十一年起,鴉片生意的主導地位已由原來的葡萄牙 商人變成英國 商人,因為英國人銷售鴉片的方法比較高明。澳葡方面有見及此,便開始向鴉片商開徵更多的煙稅,以防鴉片市場被英國人壟斷。而這些所謂的「額外煙稅」,官方稱這是「向中國海關包洋藥稅」,自己衹是「代中國海關向外商徵收洋藥稅而已」;但實際上,這些稅項只有小部份交給清廷,大部份則是由澳葡政府 佔去。[ 參 2]
由於當時澳門對外的水路交通都以北灣(即內港 )為主要港口,故在這一帶就有多個埠頭 ,不過這些大都是屬私家用途。其中位於今司打口位置的埠頭,當時其對出還屬水域,埠頭為「凹」字形,中間的河道約在今聚寶街 和蓬萊新街 街口之間,可予船隻在其航行,在以西北的盡頭為石階,以便船隻靠岸及上落船客和貨品。在與火船頭街的位置還架有一道木橋連接埠頭兩岸,但只可行人。[ 參 3] [ 參 4]
司打口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澳葡收歸的,澳葡在埠頭兩岸興建貨倉存棧(稱「公棧」或「官棧」),並於石階上修建一座大屋。而澳葡則利用司打口進口美名為「洋藥」的鴉片,並在此埠頭駐有汛兵和稅吏,而石階上的大屋原來就是用作收稅的辦公樓。自此,司打口便成為了當時澳門唯一一個鴉片進口碼頭。[ 參 3]
「司打口」名稱由來
對於運送鴉片 的商船,從外地到達中國南海 後,經十字門 駛向南灣 ,停在燒灰爐村 以北遠處的埠頭,把鴉片拆裝,然後轉由多艘小艇分批繼續運送。小艇隊再繞過西灣 和媽閣,便到達司打口。把鴉片卸下後,鴉片擁有者則到大屋把鴉片登記,然後鴉片便會先被暫存到公棧內,待擁有人繳稅。擁有人完稅後,澳葡當局就會在對應的鴉片裝箱上黏貼印花 ,並向擁有人發出完稅收據。此後,擁有人便可憑此收據隨時從貨倉領回自己的貨品,再把鴉片轉售。[ 參 3]
「司打口」名稱中的「司打」,其源由歷來存在着兩個說法:一說是因為洋人稱呼這些貼在箱上的完稅印花為 “Stamp” ,把該字取其粵語 音譯即為「司打」[ 參 3] ;另一說是指因為收稅屬於財政範疇,故「司打」一詞應是來自葡文 “Fazenda” (意即「財政」)的粵語音譯,而昔人也有把國課署 (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財政部門)叫為「司打署」,稱其印發的禀紙 為「司打紙」等[ 參 4] 。[ 註 3]
最後的「口」字,則是源自當時的澳門人稱埠頭 為「水口」;故把兩者併合即為「司打口」[ 參 5] 。而司打口的原有名字,也隨着「司打口」的產生而漸被遺忘,至今亦無從稽考[ 參 3] 。
(注意「柯邦迪前地」並不是這裏的原名,見下文)
滄桑
20世紀初澳門的公煙館[ 參 6] 。在19世紀末時澳門設有洋藥商公會,該會設有會所,位置在今司打口附近的缸瓦巷 內[ 參 7] 。
自司打口被收歸後,所建的公棧也是全澳門唯一的官方鴉片儲存倉,正門位於紅窗門街 ,後門則開在河邊的石級上。當鴉片運送到司打口後,便經由後門存入公棧,待鴉片擁有人完稅後,就經正門運出公棧。若要把鴉片銷往中國內地,則再由苦力 用人力車沿紅窗門街 和三巴仔橫街 等地把鴉片運回南灣 ,在南灣下船轉運至廣州 ,再經廣州分散至中國各地。[ 參 2]
直至雍正 七年(1729年),滿清政府宣佈禁止輸入鴉片後,澳葡政府的洋藥稅收和代理生意陷於停頓,司打口頓時變得冷清。澳葡當局不甘損失如此龐大的稅收利益,於是與鴉片商人勾結,陳情賄賂清朝官員,把鴉片走私到澳門[ 參 8] 。結果司打口的蕭條僅過了大約一年便又開始興旺起來,禁煙令實行了三年後,司打口已經回復禁煙前的景況[ 參 9] 。
由於鴉片在中國的需求量非常大,利潤非常高,故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員私下與澳葡當局合夥,瓜分洋藥稅,並把澳門的鴉片進口市場壟斷。此舉損害了外國鴉片商的利益,引致這些鴉片商自乾隆 年起(1736年)直接地把大量鴉片走私到中國內地。1802年,澳葡政府更無視清廷的禁煙令,頒布特權予葡萄牙人以進口鴉片,變相將鴉片進口合法化;而事實上這個「特權」也允許其他外國商人進口,只是運載的船隻在駛進澳門的時候要掛起葡萄牙的旗幟而已[ 參 8] 。因此,即使至道光 年(1821年-1850年)時這類走私活動已非常猖獗,這對司打口作為鴉片碼頭的地位幾乎絲毫無損。加上期間中國爆發鴉片戰爭 ,大清雖然戰敗,但也使這類走私活動有所減少,而走私的物品也不再獨沽一味,部份鴉片的走私量已由其他的東西取代,故司打口仍能保持其繁榮態勢[ 參 9] [ 參 10] 。至清同治 年時(1862年),澳門的鴉片生意已由澳葡政府壟斷[ 參 11] 。
填塞——「柯邦迪前地」之產生
大豐倉
後來鴉片進口量不斷增加,司打口和公棧已不敷應用[ 參 2] ,而且衞生環境差劣。1866年10月26日,邦迪·柯打 (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 )就任澳門總督 [ 參 12] ,上任後不久就決定擴充司打口。在整治工程前提交給總督的報告中,就有一份對司打口及其一帶區域作出這樣的描述:[ 參 13]
“
狹窄骯髒的街道縱橫交錯,衞生環境惡劣,房屋擁擠、污穢,有礙觀瞻。
”
司打口群興大廈 內的走廊,大略是已取消的「公棧巷」之一部份[ 註 4]
終於在1869年(清同治八年),司打口被完全填塞,埠頭也自此消失[ 參 2] ,此時柯打總督也已於之前的一年卸任。澳葡當局在填地上,建立新的煙稅碼頭(即現在的比厘喇馬忌士街大豐倉 處,南舢舨碼頭 側);而中間的空地,因為整治工程由柯打總督策劃,於同年7月26日當局刊登憲報將之命名為「柯邦迪前地(Praça de Ponte e Horta )」[ 參 14] ,「柯邦迪」是柯打的葡文全名最後三個字以澳葡官方的譯法並配以中國人姓名 的文法組合而成(「柯」取譯自「Horta [ 註 5] 」,而「邦迪」則取譯自「Ponte [ 註 6] 」)[ 參 5] ,以紀念柯打有此政績。
爾後幾十年間公棧不斷擴充,主要集中在火船頭街 、群興新街 和夜呣街 之間,其中還設有「煙膏配製場」和「大煙專賣局」,在光緒 年時國課署總部更遷入公棧內[ 參 15] 。鴉片貿易之日益紅火,至1920年代時公棧仍在擴充;1925年時在今群興新街 與安仿西巷 之間又曾出現過一條街道,名為「公棧巷(Travessa do Ópio )」(但後來也被取消)[ 註 4] 。
1933年時澳葡當局更公然在當年的《澳門年鑑 》中刊出《鴉片專賣章程》,以便商家承投[ 參 4] 。不過在1935年後,澳葡終於察覺到鴉片對澳門市民的危害,開始收緊鴉片進口和研究治療煙癮的方法[ 參 18] ,最終在1946年,澳門全面禁止進口和吸食鴉片[ 參 6] 。
後期發展及景況
2004年重整後的柯邦迪前地
鴉片在澳門被禁止後,公棧也變作其他用途,曾經用作一般貨物的倉庫、熔金場、學校等[ 參 4] 。而中間的空地也改為公眾用地,後來在曠地上更有賣武表演,又有說書看相和茶座開設,每逢入夜,熱鬧場面不乏[ 參 5] 。直至1980年代,大部份公棧被拆,改建為住宅大廈,而「公棧巷」也被取消[ 參 5] 。1989年,澳葡當局又將前地重整,並在其修整道路,空地頓時被馬路斷成兩截,呈「日」字形[ 參 19] 。1992年時澳門文化司署 [ 註 7] 將柯邦迪前地列入澳門文物名錄 中的「已評定之地點」類別[ 參 20] 。
後來因在遠處的營地街市 重建,1994年時司打口曠地上被改建為臨時街市[ 參 21] ,至1998年營地街市重建完成後,原臨時街市被改為臨時文化活動中心[ 參 22] 。直至2003年,有關當局為配合十六浦 發展計劃,把司打口還原為空地,並改建為休憩廣場[ 參 22] [ 參 23] ,在廣場中建有噴泉和兒童遊樂場等。不過此後休憩廣場卻被指是不實用,因當時廣場中的噴泉水池佔地過大,廣場又無可作遮蔭的樹木,以及缺乏坐椅,起不到休憩用途[ 參 24] 。終逼使當局在2004年時再度把司打口廣場重修,收窄水池和種植更多樹木,加設坐椅,改建為現在的司打口休憩廣場[ 參 25] 。
沿途地點
英京酒店
樓高五層的英京酒店(London Hotel )地處司打口的東端,建於1980年代,為一家兩星級酒店,內有46間客房[ 參 26] 。2008年時酒店進行過重修,門面和內部均裝潢為南歐葡式風格[ 參 27] [ 參 28] 。
新新酒店
在前地與蓬萊新街 交界處的新新酒店(Best Western Hotel Sun Sun ),原為一座五層高的舊式木樓,建於1920年代[ 參 13] 。1994年美國 最佳西方國際集團 將其重建成現在的新新酒店[ 參 29] 。酒店為兩星級[ 參 26] [ 註 8] ,樓高15層,提供178間客房,內有4家餐廳[ 參 30] 。
鴉片屋(同善堂第二診所)
鴉片屋,現為同善堂第二診所
該處位於火船頭街 與柯邦迪前地交界,原為鴉片公棧的一部份,建於1880年(清光緒六年)。自1946年澳門禁鴉片後,「鴉片屋」曾被先後租出作為貨倉和熔金場。後來為一所學校租用,該校名為粵海大學 ,不過因為校方欠租過多,原址被法院收回,之後被改為第二警區署[ 參 4] ,後來被荒廢。1992年時澳門文化司署 將鴉片屋列入澳門文物名錄 中的「評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名單」類別[ 參 20] ,四年後有關當局更耗資67萬澳門元 把公棧重新修葺[ 參 31] 。2001年,同善堂 第二診所由原清平直街 舊址遷入該公棧,為市民提供中醫針灸及各種西醫診療服務[ 參 32] 。
其他同名街道
群興新街 (葡文名稱:Rua de Ponte e Horta )
此街的葡文名稱亦是以邦迪·柯打 來命名。它的西北端在柯邦迪前地與聚寶街 交界,向東南伸展橫跨夜呣巷 和三巴仔橫街 ,至紅窗門街 止;全長約115米,闊約9米。這條街道最早見於1964年2月14日澳門市政廳的市政會議文件中。三巴仔橫街 至紅窗門街 的一段群興新街曾經是紅窗門街的一部份。[ 參 14]
備註
註:
^ 澳葡時期官方在街名路牌上把「打」字配上口字旁為「咑」。[ 參 1]
^ 當時一箱鴉片重約100至120市斤 (即約50至60公斤)。
^ “Stamp” 的粵語發音較正確的應為「士擔」,而 “Fazenda” 則為「法些打」。
^ 4.0 4.1 按《澳門市街道及其它地方名冊》原文:「Ref: C. de 1925,9089 Ópio - Travessa do ……公棧巷……原由紅窗門街五號A起至柯邦迪前地三號屋止。」[ 參 16] ;此巷在1936年的澳門地圖中已不復存在[ 參 17] 。
^ 通譯「奧爾塔」(「H」在葡文中不发音),澳葡將其譯為「柯打」(「柯」字在粤语 中念做「o1 」),並只取首個音節——「柯」。
^ 通譯「蓬特」;澳葡將其譯為「邦迪」。
^ 澳門回歸 後改稱為澳門文化局 。
^ 酒店方面自稱有三星級。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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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37.20″N 113°32′08.79″E / 22.1936667°N 113.5357750°E / 22.1936667; 113.5357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