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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律敦治
傑汗智·賀穆士治·律敦治，CBE，JP[?]（英語：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1880年10月30日—1960年2月10日），香港企業家和慈善家，是來自印度孟買的帕西人，1948年參與創立香港防癆會，另分別於1949年、1956年和1957年先後創立律敦治療養院（律敦治醫院前身）、傅麗儀療養院和葛量洪醫院。 律敦治1892年跟隨母親來港，父親則早於1884年來港經營洋酒進出口貿易，而且頗為成功。從域多利亞英文學校畢業後，他協助父親打理業務，到1913年還因為父親退休而正式接手全盤生意。他後來進一步涉足地產，在中環、尖沙咀、深水埗和深井等地購入多幅土地。1930年，律敦治創立香港啤酒廠有限公司，選址深井興建啤酒廠，生產以HB啤為品牌的本地啤酒，啤酒廠在香港淪陷期間一度停產，但戰後旋在律敦治主持下恢復運作。惟他不久以後於1947年決定出售啤酒廠，該廠隨後於1948年成為生力啤啤酒廠。 香港淪陷期間，律敦治接濟不少香港帕西人和印度人，又與兒子鄧律敦治暗中安排把食物偷運入獄。後來他們的行為被日方揭發，結果在1944年被捕下獄，並且受盡折磨，其後再被判監五年，到1945年香港重光始獲提早釋放。1944年，他的次女蒂美因肺結核病逝，對他構成很大的打擊。為了紀念次女和向社會大眾宣揚防治肺結核的重要性，他在戰後促成防癆會成立，及後又進一步捐出鉅款創立律敦治療養院、傅麗儀療養院和葛量洪醫院，當中傅麗儀療養院乃紀念1952年因癌病逝世的幼女傅麗儀而命名。歷年來，他對防癆會和各家院所的累積個人捐款高達200萬港元。律敦治身後，家族業務和慈善公益事務由其子鄧律敦治接手打理。鄧律敦治歷任市政局及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等公職，1962年至1968年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 生平早年生涯律敦治是帕西人，1880年10月30日生於英屬印度孟買省布爾薩（印度古吉拉特邦瓦爾薩德前身）。[1]他的家族世代信奉祆教，先世為逃避伊斯蘭教的宗教迫害而隨其他祆教徒從波斯（伊朗前身）移居印度半島西部，而律敦治的家族則落戶於印度孟買。[2]律敦治的父母分別名叫賀穆士治·律敦治（Hormusjee Ruttonjee）和甸那·律敦治（Dina Ruttonjee）。[1]他的父親於1884年獨自前往香港發展，經營洋酒進出口貿易業務，後來生意不斷擴展，在貿易界有所成就的他除了獲香港政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紳士以外，還成為了香港的印籍社群僑領之一，並於1926年印籍後備警察隊成立後出任贊助人一職。[3][4][5][6]1892年，有見於父親的業務略有所成，律敦治跟母親一同移居香港生活，[4]他早年受教於域多利亞英文學校，[7]喜愛木球的他還分別於1897年和1898年連續兩年成為紀利華木球會平均得分最佳的木球運動員之一。[8] 工商生涯從域多利亞英文學校畢業後，律敦治加入父親的律敦治父子洋酒行工作，到1913年還因為父親退休而正式接手打理全盤生意。[1]律敦治父子原本依靠進口和代理各國各式洋酒和波打酒起家，除了設總店於中環都爹利街以外，九龍尖沙咀也有分店。[1][9]到律敦治接手後，還開始涉足地產，設立律敦治置業有限公司，分別在中環、九龍尖沙咀廣東道海傍、深水埗和新界深井等地投資買地，[1][10]而都爹利街總行更在1925年和1935年分別重建成律敦行（Ruttonjee House）和甸那行（Dina House），分別以其父母命名。[11] 另一方面，從事洋酒進口貿易的律敦治認為香港啤酒市場有利可圖，所以他很早就萌生在香港投資興建廠房以自行釀造啤酒的念頭。[1]但事實上，香港最早於1904年已曾經有商家在北角創立香港啤酒廠公司（Hong Kong Brewery Company），其後又有在1907年成立於跑馬地的帝國啤酒廠（Imperial Brewing），以及在同一年設於九龍荔枝角的東方啤酒廠（Oriental Brewery）。[12]不過，香港啤酒廠公司未曾投產便先行倒閉，而帝國啤酒廠和東方啤酒廠也在營運短短數年後便告結業，使得香港市場要繼續依賴外地進口啤酒。[12] 雖然如此，在得到香港總督司徒拔爵士的支持下，律敦治自1920年代初便開始與港府探討設立啤酒廠的可能，但經過多年談判都沒有很大進展。[1][13]一直到1930年，律敦治正式創辦香港啤酒廠有限公司（Hong Kong Brewers and Distillers Limited，與1904年成立的香港啤酒廠公司沒有關係），並邀得英商天祥洋行大班斯坦利·鐸威路（Stanley Dodwell）出任公司主席，而作為最大股東的律敦治則任營運總監。[1][12]公司成立後，旋於同年11月選址新界青山公路沿海的深井動工興建啤酒廠，而釀酒設備則專門從捷克斯洛伐克皮爾森的斯柯達公司訂購，務求在香港自家生產正宗皮爾森啤酒。[12]此外，公司英文名稱雖有「啤酒廠」（Brewers）和「酒房」（Distillers）的含義，但廠房只設啤酒廠、不設酒房；[12]至於樓高兩層的啤酒廠則由利安建築師樓（Leigh and Orange）設計，並直接引用廠房後方山邊的溪水釀酒，初時預計每年可生產7,500桶、合共122萬公升的啤酒。[12] 1933年8月，啤酒廠正式落成啟用，由時任駐華英軍司令波老少將夫人主持啟用儀式，出席嘉賓多達600人，酒廠生產的啤酒名叫HB啤，縮寫「HB」有「Hongkong Brewers」的意思，並主要聘用深井原居民擔任廠房職工。[1][12][13]啤酒廠成立之初，律敦治原計劃以低於進口啤酒一半的價格出售由他生產的本地啤酒，可是，當時正值環球經濟大蕭條，再加上香港奉行銀本位的政策造成港元價格持續高企，導致從英國等地進口的啤酒售價急降，價格甚至可與本地啤酒看齊。[1][12]同時間，港元價格高企也不利本地啤酒的外銷競爭力，對律敦治的生意業務構成沉重打擊。[12]兩年多後，律敦治難抵外匯價格急劇波動，終於在1935年12月宣佈把公司自行清盤，但同時展開重組，以及繼續維持公司的正常業務運作。[12]翌年，律敦治另組新公司從清盤人手上買回啤酒廠，新公司的中文名稱同樣是香港啤酒廠有限公司，但英文名稱則由原來的「Hong Kong Brewers and Distillers Limited」稍微改成為「Hong Kong Brewery and Distillery Limited」。[1]新公司成立後，律敦治也繼續擔任營運總監一職。[12] 重組後的香港啤酒廠平穩發展，並在1939年高調慶祝成立六周年紀念，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39年爆發後，廠房仍舊繼續生產啤酒。[12]然而，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啤酒廠與香港不少企業一樣遭到日方接管，直到1945年8月香港重光，律敦治才得以在同年9月在皇家海軍人員陪同下重返啤酒廠視察廠房的損壞情況。[12]戰後，律敦治重整香港啤酒廠的業務，廠房得以在短時間內恢復生產，以1946年9月為例，由律敦治生產的HB啤在普通店舖和酒吧的標售價格分別是每品脫1.1港元和1.5港元；相對其他像嘉士伯等進口啤酒品牌在酒吧定價每品脫1.7港元，售價相對便宜。[12]可是，戰後把目光投放到慈善事業的律敦治卻在1947年決定淡出，並作價600萬港元把啤酒廠賣盤予菲律賓啤酒商安德士·蘇理安諾上校（Colonel Andres Soriano），由律敦治生產的HB啤遂成為歷史。[1]據說，律敦治當時與蘇理安諾僅僅商談了一個小時，便達成了賣盤協議。[1]原本由律敦治擁有位於深井的啤酒廠遂於1948年5月起正式成為了生力啤廠房，該址地皮多年後於1996年售出，並重建成大型屋苑碧堤半島。[12] 防癆公益 .jpg) 1941年香港淪陷後，開展了前後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期間，律敦治的生意業務雖然一落千丈，但他積極與兒子鄧律敦治接濟香港的帕西和印度社群，律敦治一家位於中環都爹利街甸那行的居所更差不多收容了所有居港帕西人，為數多達40至50人，另外又收容數名英國和華籍朋友。[1][10]同時間，他還與兒子暗中安排把食物和日用物資偷運進監獄，接濟被囚於獄中的印籍英兵和其他英軍和加拿大戰俘。[1][10]日治政府一直對律敦治一家十分猜忌，又對律敦治父子拒絕號召香港的帕西社群積極與日治政府合作感到十分不滿。[1][12]1942年，日治政府更一度派兵守住他們的居所，為時數星期，嚴防有人組織反日活動。[1]1944年，律敦治兩父子偷運物資入監獄的活動終被日軍憲兵隊揭發，兩人旋遭拘捕下獄前後九個月，期間受盡日軍折磨。[1][14][12]及後經日方審訊，兩人再被指從事反日活動而被判監五年，到1945年8月香港重光後始從赤柱監獄提早獲釋。[1][15] 被日軍囚禁期間，律敦治的次女蒂美還於1944年6月因肺結核病逝，對他構成沉重打擊。[1]為了紀念逝世的女兒，律敦治戰後銳意提倡成立香港防癆會，並與周錫年、顏成坤、岑維休、賓臣和李耀祥等中外士紳於1948年10月正式成立防癆會，由周錫年任創會主席，負責向社會大眾宣揚防治肺結核的重要性。[16]翌年，律敦治更進一步捐出鉅款50萬港元，一力促成港府把位於灣仔的前皇家海軍醫院改建成為香港首家專治肺結核的律敦治療養院（Ruttonjee Sanatorium），免費服務普通香港市民。[1][16][17]其後，他再獨力捐出25萬港元善款，用以擴建療養院，使總捐款增至約80萬港元。[1]另外，為了物色專業人士打理療養院，律敦治成功與愛爾蘭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St. Columban Mission of Ireland）達成協議，由修會於1949年派出首批以區桂蘭修女（Sister Mary Aquinas Monaghan）為首的專業醫護人員來港，負責療養院的日常運作。[16][17]隨著時代轉變，聖高隆龐修會一直到1988年才卸下營運療養院的角色。[16] 除了律敦治療養院，律敦治還聯同防癆會在1956年於香港島半山肇輝臺近司徒拔道建成傅麗儀療養院（Freni Memorial Convalescent Home），以紀念在1952年因癌病病逝的幼女傅麗儀。[1]其後在1957年，同樣由律敦治出資興建、並設有625張病床的葛量洪醫院也在黃竹坑落成啟用。[1]傅麗儀療養院專門為肺結核病康復者提供復康服務，[18]而葛量洪醫院則是一所胸肺科專科醫院。[1][19]有別於律敦治療養院和傅麗儀療養院，葛量洪醫院早年需要向住院病人收取部份費用，用以支持兩家療養院的營運開支。[1]歷年來，律敦治對防癆會、律敦治療養院、傅麗儀療養院和葛量洪醫院持續作出捐款，累積個人捐款總額高達200萬港元，以當時來計是相當高的金額。[16][1]為了肯定他在慈善公益方面的表現，以及嘉許他在日治時期對英國展現的「勇氣和忠誠服務」，他在1947年獲英廷頒授CBE勳銜，[20]其後也獲得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紳士。[21] 晚年生涯律敦治在二戰後雖然繼續擔任律敦治洋酒行和律敦治置業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但年事漸高，業務已逐漸交由兒子鄧律敦治打理。[21]晚年的律敦治專注於防癆工作和其他公益慈善事業，除了擔任香港保護兒童會副主席、主席和香港國殤紀念基金委員會委員等職以外，也繼續擔任防癆會董事、律敦治療養院及葛量洪醫院兩家院所的管治委員會主席以及香港大學校董等職，1952年至1958年又任香港紅十字會第四會長。[7][22][23]  另一方面，律敦治特別關注香港戰後房屋不足的問題，鑑於當時港府仍未有大型的公營房屋興建計劃，他早於1948年至1951年出任香港房屋協會主席，[24]而且於1950年聯同紳商周錫年等人成立香港模範屋宇會，並擔任主席一職。[25]在港府撥地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出資支持下，模範屋宇會於1951年至1956年分期建成北角模範邨，是為香港早期的廉租屋邨。[25]1952年，律敦治再與周錫年、李耀祥、顏成坤和馮秉芬等人籌組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並任董事一職，透過興建平民屋出租予有需要的居民。[26] 律敦治晚年身體健康倒退，1957年以後淡出公開場合。[27]1960年2月10日，他於赤柱別墅因心臟病突發病逝，終年79歲，按照帕西人傳統，他的遺體旋於翌日下午五時於跑馬地祆教墳場舉行安葬儀式。[27][21]有鑑於律敦治生前積極投身慈善公益，再加上是香港的印度社群僑領，因此當日親臨葬禮致哀者包括時任港督柏立基爵士、輔政司白嘉時、副輔政司戴斯德、駐港英軍司令巴斯田少將、財政司歧樂嘉、華民政務司石智益、醫務總監麥敬時醫生和教育司高詩雅等多名港府高官、另外還有多名兩局議員以及政商界人士等數百人。[21]葬禮儀式簡單而莊重，由港督柏立基爵士主持撒土儀式，以示悼念。[21] 律敦治身後，其子鄧律敦治接手打理家族業務，以及繼續其父生前的慈善公益事業。[15]鄧律敦治於1974年逝世後，家族業務和慈善工作再由律敦治的外孫女維拉·律敦治-荻茜和侄兒勞士·施羅孚等人主持，[28]而原本由律敦治家族持有的律敦行和甸那行則在1981年拆卸重建成為律敦治中心，中心分為兩期，分別是第一期的律敦治大廈（1984年入伙）和第二期的帝納大廈（1985年落成，次年交付）。[11]到1988年，家族後人正式結束洋酒貿易業務，以便把焦點投放到房地產業務。[28] 此外，隨著醫學倡明，加上肺結核病逐漸得到有效控制，肺結核病患者日益減少，律敦治生前參與創立的香港防癆會遂於1967年改名為香港防癆及胸病協會，1980年再正式改名為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以反映協會關注的範疇已進一步推廣至心臟病和胸病。[29]至於律敦治療養院後來於1991年重建成為律敦治醫院，並擴充成為一所擁有600張病床的全科醫院；[17]而葛量洪醫院則由原來的胸肺科醫院，到1980年代擴充成為一所心臟及胸肺科專科醫院。[19]兩所醫院原本都是由防癆會打理，並且是由政府撥款的補助醫院，一直到1991年才正式交由由港府設立的醫院管理局營運，成為公立醫院。[17][19]1999年，傅麗儀療養院重建成為傅麗儀護理安老院，但繼續由防癆會營辦。[18] 個人生活  律敦治在1902年於印度迎娶巴努·馬斯特（Banoo Master，1884年－1972年）為妻，[30][31]兩人育有一子三女，皆在香港出生：[1]
律敦治生前還收養了兩名姪兒和一名姪女，分別是勞士·施羅孚、拜吉·施羅孚（Beji Shroff）和米妮·施羅孚（Minnie Shroff），三人的父親在一次颱風吹襲期間遇上海難身亡。[1]律敦治一家以中環都爹利街的律敦行和甸那行作為營商和居住的地方；[10]此外，律敦治在1930年代選址於新界深井興建啤酒廠時，在附近青山公路購地興建一座命名為「賀米園」（Homi Villa）的白色別墅。[41]別墅在二戰後被港府購入作為高級公務員宿舍，夏鼎基爵士在任財政司期間曾遷入別墅居住。[41]1995年，港府把別墅闢作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並於1996年開放，成為一座以《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為主題的展覽館。[41]除了「賀米園」，律敦治在赤柱也有一座別墅，建於1949年，以其妻命名為「巴努園」（Banoo Villa），別墅於1987年由家族後人售出作重新發展。[7][42] 律敦治二戰後於1948年偕妻子巴努和外孫女維拉環遊歐洲和美國，行程重點包括在倫敦白金漢宮舉行的皇家園遊會獲引見英皇喬治六世、伊利沙伯皇后和瑪麗皇太后，另外又獲時任首相艾德禮接見談論香港近況。[7]十分重視宗教的律敦治在到訪梵蒂岡期間，也獲時任教宗庇護十二世親自單獨接見。[7]1952年，律敦治夫婦於半島酒店慶祝金婚，並廣邀友好，出席賓客達700人，成為一時佳話。[43] 榮譽殊勳以他命名的事物相關條目注腳
參考資料英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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