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
張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藎臣,後改藎忱,山東臨清直隸州唐園村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原為西北軍系將領,中原大戰後接受中央政府改編,轉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曾參與喜峰口戰鬥。 1935年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曾先後任察哈爾省主席與天津市市長。 1937年抗戰爆發後,曾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與北平市長,後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九軍軍長,後升第卅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司令,曾參與臨沂保衛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與棗宜會戰等。1940年被日军包围于南瓜店,战死,追晋陆军二级上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军级最高者。 早年經歷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7月7日,張自忠出生於山東省臨清直隸州唐園村。張家為臨清望族,其父張樹桂(字冬榮)曾任江蘇省贛榆縣知縣,1905年卒於任內。張自忠6歲入私塾,後隨父至江蘇,由父親教導。父親過世後隨母扶柩返回臨清,1908年進入臨清高等小學堂就讀,1910年畢業後進入天津市北洋法政學堂,1911年加入中國同盟會,並轉入濟南法政專門學校。 1914年,前往奉天省瀋陽縣。張投效陸軍第三師隨營學校[8]:161。後加入軍籍,投效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團(團長車震),駐屯在新民屯镇。 1916年,護國戰爭爆發,車震已升為旅長,率第三十九旅至湖南長沙以鎮壓護國軍。當時湖南將軍湯薌銘將第三十九旅擴編為湖南陸軍第一師,師長車震,張自忠被委任為軍官,任師部幕僚。但該師旋即被湖南護國軍第一師擊敗,所部瓦解。張自忠遂改投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歷任排長、連長、營長等職。 中年經歷1926年,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入山西與晉綏軍作戰。因戰事不利,恐為其直屬長官、第六師師長石友三所害,遂率部入晉(但並未加入晉軍)。 直到1927年4月,馮玉祥加入國民革命軍北伐序列,改編西北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後,張自忠方從山西回歸馮玉祥麾下,任集團軍總部副官處長(總務行政庶務)。1927年底,任第二十八師師長兼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1928年北伐結束後,任第二十五師師長,該師曾在1929年的全國軍風紀考察中列為全國第一。 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張自忠任第六師師長,先後擊敗國民革命軍第四十八師(師長徐源泉)與教導第二師(師長張治中)。西北軍失敗後率第六師殘部入晉追隨馮玉祥。 1931年1月接受張學良節制與改編,西北軍殘部編為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後改番號為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張自忠任第三十八師師長。 長城戰役至七七事變喜峰口戰役當承德於1933年3月4日被日軍占領後,日軍繼續往南佔領長城各隘口。第二十九軍原奉命至冷口接應萬福麟部,但途中即接獲該部已退至喜峰口附近,於是第二十九軍改道至喜峰口阻敵。3月7日,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與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師張自忠在距喜峰口30公里處設立敵前指揮所,3月9日開始雙方在喜峰口周邊激戰,於是張自忠、馮治安,與在喜峰口的第一○九旅旅長趙登禹商議後,決定進行夜襲。3月11日夜,由趙登禹率領,分三路從日軍後方突襲陣地;由於西北軍的傳統,第二十九軍士兵均配一副大刀,因此突襲隊又稱為大刀隊。該役共殲敵千餘人,此後雙方僵持於喜峰口,日軍一部轉攻羅文峪,於是從第三十七師與第三十八師各抽調一團至羅文峪,歸第二十九軍暫編第二師(師長劉汝明)指揮,再度擊退日軍。 不過當商震部在冷口為日軍突破後,第二十九軍為避免腹背受敵,遂向西南方向退卻。由於在喜峰口與羅文峪等地的戰功,第二十九軍的高級軍官共11人,在1935年7月獲頒青天白日勳章。 冀察政務委員會長城戰役後,第二十九軍返回山西,後將察哈爾省的抗日同盟軍繳械,全軍移駐察哈爾省,張自忠仍任第二十九軍第三十八師師長,駐宣化。 1934年張自忠率第二十九軍營長以上軍官至廬山參加廬山軍官訓練團,張自忠以第一名結訓。 1935年6月,由於何梅協定,國民政府中央軍退出河北省,於是日軍默許下,第二十九軍進駐平津。12月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宋哲元任委員長,張自忠任委員,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與第三十八師師長。 1936年6月改任天津市長,第38師亦移防天津。1937年3月,日軍突邀宋哲元訪日。 依日軍駐北平市特務機關部輔佐官寺平忠輔的內部報告所示,是為「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們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務機關應盡全力的任務。」為減輕日方壓力,宋哲元遂命張自忠率團訪日。從4月23日至5月29日,張自忠訪問了東京、大阪、神戶、奈良、名古屋等地,但日方則宣傳為「代表團在日期間受到各方面熱烈的招待,滿載而歸,每個人都滿臉喜氣,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效果。」雖然張自忠發表聲明稱僅考察日本工業,但國內輿論並不相信,自始張自忠被視為親日派,甚至是漢奸。 1937年的七七事變爆發後,張自忠與宋哲元均認為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但7月17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廬山發表談話,已拒絕對日方做進一步的讓步。7月25日,冀察政務委員會中止對日軍協商,同日日軍發動攻擊,28日第二十九軍軍部被日軍攻破,佟麟閣副軍長與趙登禹師長殉國。於是宋哲元決定將第二十九軍撤到保定,將冀察政務委員會與北平市長都交由張自忠代理,以掩護第二十九軍撤退。张自忠于是成為眾矢之的,全國各大報刊紛紛發表痛斥張自忠的文章,報界一度凡提及必稱「張逆自忠」。待第二十九軍撤出平津之後,張自忠從8月1日試圖逃離北平。8月4日,化装骑自行车逃出北平,[9]:874但一直到9月3日才成功抵達天津,10月10日才在秦德純與張樾的陪同下,在南京市與蔣中正見面,之後張自忠以軍政部中將部附的身份留在南京。中央政府於12月遷至武漢後,才發表張自忠為升任第五十九軍軍長[註 1],編入第一戰區戰鬥序列。 抗日戰爭1938年1938年1月,第五十九軍改由第五戰區節制,任機動預備隊。日軍為打通津浦鐵路,第13師團(師團長荻洲立兵)於1938年1月進攻淮河一線,2月初突破第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的防線,在淮河北岸建立了橋頭堡。第五十九軍奉命前往救援後,於2月15日抵達前線,對日軍展開攻擊。到22日,日軍在淮河北岸要點小蚌埠被第五十九軍收復,第13師團被迫退回淮河南岸,兩軍遂在淮河一線對峙。 3月,由於日軍第5師團(師團長板垣征四郎)與第三軍團(司令龐炳勳)於多日激戰後相峙於臨沂保衛戰,第五十九軍於3月12日抵達臨沂西郊後,在13日至17日,與24日至30日,會同第三軍團龐炳勳的部隊兩度與日軍第5師團展開戰鬥,最後第5師團被迫往東北撤退。臨沂一戰阻隔了日軍第5師團與第10師團(師團長磯谷廉介),使之無法合流進攻徐州。後第10師團在臺兒莊被重创,是為臺兒莊大捷。張自忠亦因功升第二十七軍團軍團長兼第五十九軍軍長,轄第五十九軍與第九十二軍。 雖然臨沂與臺兒莊兩次戰鬥均獲得勝利,但之後由於日軍華北與華中派遣軍共派出7個師團與兩個獨立旅團,從南、北兩路在5月上旬切斷了徐州西面的交通線,集中於徐州的部隊有被包圍之虞。於是國軍主力於5月18日起往西南撤出徐州,第五十九軍負責斷後。至6月1日,第五十九軍退至許昌後才停止。當武漢會戰於6月11日展開時,第五十九軍在豫南與日軍作戰,直到9月6日奉命至潢川以掩護鄂北部隊的集結。從6日至18日,第五十九軍與日軍第10師團(師團長篠塚義男)展開潢川的爭奪戰。由於日軍從6月16日起對第五十九軍施放毒氣,且在18日切斷了潢川西方的交通線。鑒於已達成掩護的任務,張自忠在19日凌晨下令部隊從潢川西南方突圍。 1938年10月12日,張自忠因功升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仍兼第五十九軍軍長。11月13日,張自忠又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所轄部隊除第三十三集團軍外,還包括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第廿八軍團(軍團長劉汝明)、江防軍及若干獨立部隊等,司令部設於荊門龍泉書院。 1939年1939年3月,由於在京山一役擊退日軍,國民政府加張自忠為二級上將銜[註 2],並頒四等寶鼎勳章。4月2日,蔣介石以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張自忠率部與日軍苦戰,屢建奇勳,特電嘉獎[10]:6027。4月3日,第五戰區張自忠部渡襄河圍攻鍾祥,4月5日在城西與日軍激戰斃敵300餘人[10]:6027。5月1日,日軍第11軍(軍長岡村寧次)向襄河以東的隨縣與棗陽進攻。6日,襄河以東陣地為日軍突破,張自忠率第五十九軍渡河,擊退日軍後,在5月10日反而切斷了日軍的交通線,迫使日軍撤退。該役之後定名為隨棗會戰。 12月12日,軍事委員會發動冬季攻勢,以第五與第九兩個戰區為主攻地區。張自忠指揮13個師攻擊日軍第13師團(師團長田中静壹),但由於日軍已經掌握國軍的計畫,於是國軍部隊被迫進攻日軍的既設陣地。雙方在鍾祥、長壽店纏鬥三個星期後,在周碞的第七十五軍支援之下,嚴重損失的日軍才在2月下旬後撤。 1940年1940年5月1日,日軍為控制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線,且由於日軍冬季攻勢損失嚴重,為消除第五戰區威脅,遂調集6個師團,裝甲與航空大隊,向棗陽與宜昌一線進攻,拉開棗宜會戰序幕。日軍在各戰場均無重要成就,遂分兵兩路冀圖犯中國陪都重慶,一路攻襄河東西兩岸,牽制國軍南下,一路沿長江犯沙市宜昌,動員兵力10萬以上[8]:160。張自忠第三十三集團軍在鍾祥京山斷日軍歸路,以完成合剿兜抄之戰略[8]:160。 5月1日,日軍第3師團(師團長山脇正隆)、第13師團(師團長田中静壹)、第15師團(師團長渡邊右文)、與第39師團(師團長村上啓作)對右翼兵團襄河以東各陣地發動攻擊,以其會師於棗陽。5月3日,右翼兵團長壽店陣地被突破。之後,張自忠決定在5月7日率領第七十四師至河東以增援第三十八師與第一七九師。5月6日,張自忠渡襄河截擊日軍出發前致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訣別信:
5月8日,日軍第3師團與第13師團會師,第39師團佔領棗陽。5月中旬,張自忠率部渡過襄水,阻截由襄花路向棗陽集中之日軍主力[8]:161。張自忠與第三十八師與第一七九師取得聯繫。於是張自忠在5月11日親率部隊往北追擊(此時張自忠所指揮的部隊共第三十八師、第七十四師、第一七九師、第一八〇師等,與騎兵第九師,共5個師番號,但戰鬥兵力僅2萬人),以求截斷日軍退路。為避免此一結果,日軍第13師團與第39師團便往南正面攻擊張自忠部。5月13日,由於第一七九與第一八〇師為日軍所阻,因此張自忠命第三十八師為左縱隊,接應第一七九師,他親率第七十四師與騎九師4個團為右縱隊,接應第一八〇師;而日軍以第39師團攻擊右縱隊,5月15日,日軍第39師團將張自忠的第七十四師圍於宜城南瓜店十里長山。 殉国1940年5月16日,張自忠率第七十四師與日軍在方家集激戰[8]:161。張自忠部隨身官兵僅2,000人,而日軍步騎在4,000人以上,砲20餘門,遂分左右向張自忠包圍於南瓜店[8]:161。張自忠部官兵在激烈的攻防戰鬥中僅剩1,500餘人。國軍傷亡殆盡,張自忠在槍林彈雨中指揮,肩部已中彈,仍誓不退後,所有官兵均一致以最後生命,爭持南瓜店陣地[8]:161。屬下警衛員谷瑞雪勸其向東南山口撤退,但遭張自忠拒絕並親自到陣前指揮攻擊,身中5彈卻仍不退後。未幾張自忠再中一彈,擬拔槍自盡,為屬下阻止,張自忠終聲竭而殉國[8]:161。張自忠在彌留之際,喃喃說道:「我這樣死,對國家,對長官,對人民,良心平安」後,欲持佩槍自戕,為部下奪槍阻止[註 3];日軍隨後在大約16:00時分攻破指揮部,張自忠最終壯烈殉國,其部将张敬少将、洪进田上校、副官马孝堂及麾下之第七十四師官兵亦全部戰死[註 4][12][13]。 日軍把張自忠遺體審認無誤後,在方家集徵調來一口棺木盛殮,並豎木牌,墓碑上書:「支那大將張自忠之墓」;當天深夜,日軍設在漢口之廣播電台插播張自忠陣亡消息[14]。第三十八師師長黃維綱獲報後,組織了一支敢死隊將遺體奪回,5月18日送回集團軍司令部,以上將禮服重殮,經宜昌轉送回重慶。張將軍殉國後,國府明令褒揚特予國葬[8]:161,追晉陸軍二級上將[11]:213。5月28日,靈柩抵達重慶,蔣介石率軍事委員會的高級將領與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親臨致祭,蔣介石撫棺痛哭。之後蔣委員長親題「英烈千秋」石碑,樹立於山麓,以示永遠的悼念。從此,一代英魂長眠於梅花山下,留給世人無限的懷念與景仰。 榮譽和紀念1940年7月7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故陸軍上將、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令稱張自忠[10]:6329:「國民政府令:陸軍上將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久膺軍寄,夙著忠貞,盧溝橋事變後,轉戰前方,屢建奇勳,方冀干城永寄,翊成復興大業,乃以鄂中戰役,親當前鋒,抱成仁取義之決心,奮勇截敵,重創喋血,猶復猛進不已,並諄諄以效忠國家民族雪耻復仇勖勉部眾,終因傷重殉職,全軍感痛,政府追懷壯烈,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國史館,以示國家篤念忠勳之至意,此令。」[11]:21211月16日,故陸軍上將張自忠靈櫬移厝重慶北碚新建墓地,是日舉行移靈典禮,蔣介石親臨主祭,馮治安及重慶軍政高級長官均前往致祭[10]:6415。 1940年8月15日,延安各界千餘人舉行追悼張自忠、陳安寶、鄭作民、鍾毅將軍大會,朱德、蕭勁光、王若飛、王稼祥、王明等到會,毛澤東送「盡忠報國」輓詞[10]:6351。 1942年12月31日,國民政府明令將抗戰殉職將領張自忠入祀全國忠烈祠[10]:7021。1944年8月10日,國民政府令改湖北宜城縣為自忠縣(今宜城市),以紀念故陸軍上將張自忠將軍[10]:7496。1945年2月10日,國民政府決定將湖北省宜城縣改名自忠縣,以紀念抗日之張自忠將軍[10]:7658。張自忠殉國年五十,遺有二子一女,妻李氏,因病在上海療養[8]:161。張自忠與夫人李敏慧在1908年結婚。育有二子張廉珍、張廉静和一女張廉云。張夫人後於上海因癌症過世[註 5],國民政府特頒「相成忠傑」匾額以嘉節行。 1946年,張自忠獲國府頒榮字第一號榮哀狀。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該路名沿用至今。天津市和平区海河西岸有张自忠路,上海和武漢亦有张自忠路以示紀念。5月10日,國民政府明令國葬國民政府故委員蔡元培、故陸軍上將張自忠[10]:8352。 1951年,蔣介石至台灣阿里山視察,發現該區有一紀念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之地名「兒玉」,更名為自忠[註 6][16]。1974年,臺灣中央電影公司將張自忠事蹟改編成電影《英烈千秋》,由柯俊雄飾演張自忠[16]。臺灣桃園市中壢區有自忠街、自忠二街和自忠三街,以紀念張自忠將軍。台7線上有紀念他的「自忠橋」[16]。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張自忠為革命烈士。2010年5月16日,重慶市舉行儀式紀念张自忠將軍殉國70週年。 2007年10月,北京地铁5号线张自忠路站启用,该车站北站厅非付费区立张自忠半身像,不时有人献花纪念。 2014年9月3日,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一批抗日將領,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四軍『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國民黨軍『八百壯士』等眾多英雄群體,就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以身殉國的傑出代表。正所謂『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17]:133 言辭
張自忠《滿江紅》:「我死國生,從容去,國殤民慟。回首處,家山還遠,高堂難奉。一縷忠魂行去緩,十萬百姓沿江送。誰堪比,榮辱一肩擔,國為重。 其他據說張自忠治軍嚴謹,士兵違反軍紀會使用「軍棍」處罰[16]。但同時他也有「八不打」的主張,即「長官生氣時不打、士兵太過勞累不打、新兵不打、初次犯過者不打、有病者不打、天氣過冷過熱時不打、飯飽及飢餓時不打、哀愁落淚時不打」[16]。 参见注释
参考文獻引用
书籍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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