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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豐變法
熙豐變法，又作王安石變法、熙寧變法，由於變法於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推行，故稱「熙豐變法」。指北宋大臣王安石推动的、宋神宗支持并推行的，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新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庫的收入，但是在施行過程中對人民造成了很多額外負擔，並遭到保守派旧党的激烈反對，造成新舊黨爭。新法一度被廢除，但一些好的措施最終还是保留了下来，直至宋朝滅亡。當時，小冰期氣候很可能顯著的影響了社會的變化。[1] 背景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續增加：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之巨，冗官造成巨大的财政危机，也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导致北宋官僚机构持续膨胀，甚至于出现了“一官三人共之”的局面，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沉重，以至于“死者道路积，城市接田野”。人民受高利贷和大地主层层盘剥，最终导致“公私之债，交争互夺，帛未下机，谷未离场，已非己有”。人民生活困顿，而官府却“暴敛不暂息”。政府却仍不限制地主阶级实行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以至于富者有产而无税，贫者产去而税存。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最终激起了一系列民变：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後持續爆發小規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2]。英宗治平二年，北宋的年财政收入为116,138,405，支出却达131,864,452之巨，很明显是入不敷出。外部方面，由于实行“兵无常将，将不专兵”的更戍法，导致北宋军队指挥系统极度混乱，战斗力低下，在和辽与西夏的战争中败多胜少，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为了应对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大规模战争，以及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北宋政府常在荒年招收流民入伍，以至于北宋兵力臃肿，到仁宗朝西夏事起，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之巨，形成所谓“冗兵”问题，巨大的军费支出更是令北宋政府捉襟见肘。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3]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3]同年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神宗，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彈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进行改革。一年又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但庆历新政却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相当的基础。 具体内容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細項如下： 富国之法
强兵之法
取士之法
实行效果王安石的變法對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急於求成，利弊互見，並遭到許多守舊官員反對。王安石又自視過高，不願接納別人的意見。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繼宗「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 韓琦在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神宗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 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呂惠卿師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繼續執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現於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潛心學問，不问世事，之後繼續由神宗執行變法。 罷新法元豐八年（1085年），支持變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軾、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但溫公執意而行，“熙寧變法”以司馬光的“元祐更化”結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死。史載王安石退居金陵時“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也。’”[4]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蘇軾在反對免役法時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但是後來蘇軾又認為免役法確實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餘年後元祐更化時，蘇軾反對司馬光廢除免役法，他說“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5]。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6]。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宣仁太后死後，哲宗親政，隨即廢除舊法，恢復神宗的新法，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失敗主因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一方面是因爲守舊派反對，另一方面他的政策和做法也有改善空間。下列可就六方面論之：
历代评价明代楊慎的《丹鉛总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10] 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當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后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云。」，「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宋史》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11] [12]。王曾瑜則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13]。 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访问时，曾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4]，来表明他实行改革的决心[15]。 年表下表中碧綠色為新黨（變法派）得勢時期，紅色為旧党（守舊派）主政時期：
注释参考文献引用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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