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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鸣
曾仲鸣（1896年4月10日—1939年3月21日），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鼓楼区[2]）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政治人物，文学研究者。 个人生平 1896年4月10日，曾仲鸣出生于福建闽县。早年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教养成人。1912年，随其姐曾醒同方君瑛，汪精卫等共八人赴法国留学。一战爆发后入波尔多大学攻读化学，获理科硕士学位；继入里昂大学攻读法国文学，于1921年获文学博士[3]学位。1921年冬至1924年，曾仲鸣先后担任里昂中法大学中方理事，秘书长，主持学校日常事务。1922年，与六年前订婚的青梅竹马方君璧在阿讷西湖畔结婚。[4][5] 曾仲鸣于1925年初回国，任国立广东大学法文教授，7月，在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举荐下，任国民政府主席秘书，自此成为汪精卫身旁最重要的亲信之一。1927年10月任武汉国民政府秘书和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1930年夏参加阎锡山，汪精卫反蒋活动，于同年8月任中国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秘书长。失败后至香港任《南华日报》编辑。[4][6] 1931年2月，曾仲鸣参与了汪精卫等策动的成立广州国民政府的活动，12月后，随汪精卫到南京，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1月任上海《南华文艺》半月刊主编，同月任行政院秘书长，2月任铁道部常务次长，4月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6月兼任铁道部大潼太沽铁路督办。1934年12月任铁道部政务次长，1935年9月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合作事业委员会委员，11月连任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3月，曾仲鸣卸职，陪汪精卫赴欧疗伤，12月回国。1937年2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8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高级秘书。[7][4] 遇刺1938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经昆明秘密出逃至越南河内，公开叛国投日，而曾仲鸣一直紧随其旁。1939年3月21日凌晨，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受戴笠电令，到河内 高朗街二十七号寓所暗杀汪精卫。特务们误将外出的曾仲鸣当作是汪精卫展开暗杀。曾仲鸣身上多次中弹，并于1939年3月21日下午，在河内的法国陆军医院因抢救无效身亡，享年42岁。[4][8] 关于曾仲鸣遇刺的细节，曾仲鸣的次子曾仲鲁回忆道：
 著作 曾仲鸣著有《中国文学史》（法文）、《中国国民党》（法文）、《中国与和平》、《中国与法国》、《法国文学丛谈》、《中国诗史》（法文）、《法国的浪漫主义》、《艺术与科学》等书，译有《唐人绝句百首》、《堪克宾》《神圣的童年》《法国短篇小说集》等书。[9][7][10][11][12] 评价得知曾仲鸣替自己遇刺后，汪精卫感到极度悲痛，并冒着遇刺风险来医院看望曾仲鸣。汪精卫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冒险，可汪精卫却含泪说道“我是看着仲鸣从小长大的，他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8]曾仲鸣伤重身亡后，汪精卫更是以悲愤的心情写下《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来纪念曾仲鸣。汪在此文中这样评价他:「君生平文学著述甚多，而于政治则重实行，少言论，且自以处机要之地，益以慎密为务；然亦正由其处机要之地，于中央决策之经过及其蹉跎变幻之所以然，了然于中，忧国之心既深，及其未亡，而思有以救之；积诚已久，一旦决然行其心之所安，凡悠悠之毁誉，及其一身之死生祸福，固所不计也。呜呼！是可谓仁且勇矣！」[13]此外，有部分学者(如金雄白）认为:曾仲鸣遇刺一事，为汪精卫政权成立的主要原因。[14] 民国文人喻血轮在作品《绮情楼杂记》中说：“二十七年在河内被刺之曾仲鸣，为汪精卫最宠信之人，其人小有聪明，亦能摇笔为文，故汪倚为左右手。”[15] 民国外交官，汪精卫的心腹高宗武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曾仲鸣这位秘书不仅仅是秘书。早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曾与汪相交多年，后来成为汪不可一日不见的密友。曾处理汪的全部财务，管理家务，陪同旅行，照料途中大小杂事。曾也是汪的重要顾问，因为肥胖喜欢玩的曾，向来都同意汪的观点。虽然汪少不了曾，两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曾是个奔放不羁的人，已有中国妻子，在巴黎学习艺术，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原文为英文）[16] 曾仲鸣次子曾仲鲁评价道：“父亲曾仲鸣与汪精卫相识多年，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后来一直追随他，是他对外的“军师”和顾问，也是他外出旅行的经常伴侣。父亲当时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汪精卫身边有两个最主要的助手，一个是陈璧君，另一个就是曾仲鸣，他掌管着汪精卫的财政大权。”[8] 曾仲鸣的夫人方君璧评价道：“（我和曾仲鸣）不只是夫妇，同时也是兄妹，同时也是朋友”。方君璧后来于1966年将她和曾仲鸣所写的诗词结集出版为《頡頏樓詩詞稿》，她在该书的序中写道：“我们两人的血同时流了，已混在一起，永远不能分开了。你死了，我的一半已与你同死。我的未全死，或是天怜我们的三个孩子，不忍他们一旦俱为无父无母之雏。所以我现在的生存，也有一半是你生存在我的身里。我的脑中，我的心中，都充满了你。在前，你曾说过：你相信我还甚于相信你自己。至今相隔廿几年，我所做的事，都很像是受你所指使，我不敢负你相信我之心。现在孩子们也已长大了，学成了，我对他们的任务也完了。我希望不久之将来，我们可以重见，我们的心灵可以再合在一起。但是在我未死之前，我要将我所保存你的诗词稿付印。愿这剩下的残红片片，不至于散失，可令人想念到芬芳的花朵。”[8][17][18] 纪念汪精卫政权为纪念“和运先烈”曾仲鸣、沈崧(汪精卫的外甥，于1939年8月遇刺身亡)，于1942年初在广州创设鸣崧学校。[19][20] 参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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