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墉
孔德墉(1927年1月27日—2022年12月25日),字星垣、号石生,山東濟南人。孔子第七十七代孫,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樂學者;後移居香港,出任萬鳴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由於族兄孔德成遷居臺灣,孔德墉經協商後在黨政機關協助下,主持第五次續修《孔子世家谱》。 生平早年孔德墉為清朝衍圣公孔昭煥後裔,出自孔子世家近支凝祉堂,高祖父孔慶鑾是衍聖公孔慶鎔的弟弟[1][2];父親孔令煜曾任山東省運河船捐局局長、山東省財政廳科長,有三女一子德坤、德堳、德墉、德垿,在1937年返回曲阜孔府居住[3][4]。中国抗日战争時,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奉令撤離曲阜前,命孔令煜代理奉祀官事務[5]。在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高田眞治建議下,日本佔領曲阜期間派軍護衛三孔古蹟;由於孔令煜身為代理奉祀官的緣故,日本人對其父子兩人都相當敬重[6]。抗戰期間孔德墉多待在孔府,接受私塾教育之餘,向一位曲阜师范学校的老師學钢琴。儘管父親強烈反對,孔德墉熱愛音樂,會演奏胡琴、風琴,曾試圖去青島、重慶求學未遂,也曾絕食讓自己免於包办婚姻[7]。抗戰結束後,孔德墉在1945年考上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樂系,一度因第二次国共内战與家人失聯,不過因獲得獎學金得以紓困,主修鋼琴專業,後肄業[3][8]。國共內戰期間,鲁南军区文工团曾到曲阜演出,吸引一些孔氏宗親及年輕學生;不久,孔德墉的三位姐妹紛紛脫離原生家庭,參與中国共产党相關的政治活動[9]。济南战役後,孔德墉在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孔德成在同年底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1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後,孔德墉先後在濟南與福建省西部的部隊後勤單位,負責物資押運補給[10]。1950年,孔德墉分配到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是該校音樂研究所創始人之一,籌建音樂圖書館、音樂陳列館[3][8];為方便管理而建立音樂图书分类法、圖書館編目管理系統、推動全國音樂書譜聯合目錄,也負責研究所圖書及內部資料的出版發行[12]。1956年與王世襄到上海文物局,在倉庫被當作「廢銅」的文物中收購了超過3公噸的銅乐器,其中兩千多樣成為現今中國藝術研究院藏品[13]。1957年4月6日,孔德墉在北京與華僑出身、任職於軍委氣象局的徐輝仙結婚[14]。同年反右运动期間,許多相關單位在單身未婚的盛家伦病重之際,覬覦他的收藏;吕骥、孔德墉等音樂研究所同事替他付醫藥費、處理後事,隨後以盛家倫遺囑捐贈的名義,接收其兩萬本藏書[15]。除此之外,孔德墉也收集《冊府元龜》善本、翻印明刻本《神奇秘譜》、收購北京智化寺樂譜,以及搶救近現代唱片、樂譜、書籍刊物和文物等等,以充實音樂研究所的藏品[12]。 文革沉浮文化大革命中,由於孔德成不在中国大陆,孔家被視為「中國頭號大地主」大肆抨擊;他留在中國大陸、曾住在孔府的親人,包括孔德墉、孔德成的姐姐孔德懋遭牽連,成為文革批鬥對象[16]。1966年,徐悲鸿的兒子徐伯陽在北平舞蹈學校遭红卫兵毆打,被剪破衣服、潑墨、剃阴阳头作為侮辱,其他包括他在北平藝專的同學孔德墉等六十多人,也同樣遭受凌虐[17];孔德墉曾根據《东方杂志》整理出一份未出版的「二百種舊期刊音樂資料索引」,但是文革期間擔心將被查抄,便自己把它燒掉[15]。主導破壞孔氏家族墓地孔林古墳、焚毀衍聖公孔令貽夫婦遺骸的谭厚兰設法找到孔德墉,讓一位張姓排長拷問他,不過後來軍方介入制止此事[18]。孔德墉與华君武、赵寻等一批文化名人關係密切,被一同「審查」、「改造」,一度在1970年代發配到天津靜海的五七干校當食堂管理員[8];他的閱歷使得在靜海五七幹校頗有人緣、通曉幹校複雜的人際關係,人稱「猴精」。1976年五七幹校關閉,孔德墉在友人餞行後離開。同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文革結束[19]。 徐輝仙在1973年身患膠原型綜合症,久病不癒。改革开放後,為讓夫人求醫並解決沉重債務、且妻舅經營皮草生意有成[18],孔德墉在1980年前往香港經商;他成立香港益光有限公司,之後出任萬鳴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在冀魯旅港同鄉會擔任候補理事[3][20]。徐輝仙病故後,孔德墉在1984年的结婚纪念日將亡妻骨灰葬在孔林東北方、衍聖公孔令貽墓附近;父親孔令煜原本葬在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1989年也遷葬到孔林[14][21]。他仍關注音樂研究所的運作,在此時整理及出版舊識李元慶、楊蔭瀏的紀念文集[12]。孔維墉的大女兒維晶遷居瑞士日內瓦,二女兒維卉留在香港擔任萬鳴源集團副董事長。兒子孔众在英国牛津大学畢業,遷居上海並創立美國藥物資源有限公司[22];長孫孔垂旭(James Kong)是混血兒,在英國伦敦長大[23][24]。孔德墉曾應朋友邀請而低調去曲阜,到孔府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友人以及縣長會面;由於擔心「反孔勢力」還在,因此他們安排孔德墉出遊的車子有警察共乘護衛,又準備瓶裝水以防有人下毒。孔德墉赴港後,曾透過第三者向在臺灣的族兄孔德成通信,不過當時海峽兩岸關係依然緊張的情況下,兩人因統戰疑慮而始終不見面,也一度中斷聯繫十餘年[18]。 主持修譜《孔子世家谱》修譜按例由孔子嫡長孫主持,而第四次續修在1938年印竣後,印刷出版的族譜大多因戰亂留在孔府未被領取,後來在文革期間全毀[25]。前政協副主席(孔子研究院榮譽會長)谷牧、前南京大学校長匡亚明在1987年提出應續修《孔子世家譜》,以繼承傳統文化,孔德墉一開始對此事不以為然;不過到1992年,國務院台灣辦公室、中共中央統戰部向曲阜市政府裁示「孔家的家譜可以修」,正式批准修譜計畫[18][26]。之後在曲阜市委書記每年都派人一再請託之下,孔德墉獲准在1996年專程前往臺灣,與孔德成見面商量相關事宜;孔德成表示隨行來台的奉祀官府人員大多已經過世,於是決議以宗親捐款為經費基礎,具體事務就交由孔德墉回中國大陸代為主持。1998年,孔德墉在香港註冊成立「孔子世家譜續修工作協會」、在濟南設立續修辦公室,並邀集曲阜宗親代表開始第五次續修孔氏家譜,推舉孔德成為名譽總裁,孔德墉一家出資超過七百萬人民币[27][28]。為因應時代變遷,孔德墉在第五次大修放寬入譜資格,讓女性、中国少数民族與外國後裔的譜系都納入。為此,孔子世家譜續修工作協會陸續在全球各地,成立超過五百個分會組織,來收集各地資料,新版本《孔子世家譜》比以往更加卷帙浩繁[29][30]。 在谷牧等人的協助下,為了避免政治爭議以及消除宗親的疑慮,籌備修譜以及聯絡各地孔氏族人都相當低調;在地方各級政府機關配合之下,終究得以順利推行。孔德墉等人在討論後決定減免赤貧宗親的入譜費,並透過個人出資、接受社會捐資,以維持續修工作協會運作;一方面,《孔子世家譜》在孔府留一份、捐贈給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國大陸)與國家圖書館(臺灣)各一份,除了這三份出贈之外,宗親與其他欲收藏者皆須依價購買。臺灣在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政府執政時曾續聘孔德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孔德墉在2005年再去拜訪他時,孔德成表示不要再跟他提修譜的事,後來又聲明未涉足中國大陸也不會回曲阜、與孔氏族人很少聯繫,孔德墉認為這可能是民主進步黨政治壓力的緣故[18]。2008年,孔德成在臺灣病故[31]。同年底,孔子世家譜續修工作協會停止收集資料,歷時十年的第五次大修資料收集作業至此完成;這版《孔子世家譜》又稱《新續譜》,分為八十冊,達四萬三千頁、五千萬字,共有近兩百萬人入譜。2009年9月24日,在孔子2560年週年誕辰之際,《孔子世家譜》續修頒譜典禮在曲阜孔庙大成殿舉行[30][32]。之後針對校對時發現的多項錯誤,《孔子世家譜》常態化續修工作協會在北京成立,推舉孔德成之孫孔垂長為會長、孔德墉為榮譽會長;根據這次大修的資料建立数字化系統,將傳統幾十年一次的大修簡化,使得協會可以隨時接受國內外孔子後裔的入譜、勘誤、更改資料與查詢需求[33][34]。 過世孔德墉晚年持續關心中國孔子基金會發展,先後多次參加世界儒學大會、尼山世界文明論壇與孔子研究院的活動,並成為孔子博物馆名譽館長,多次親臨指導工作。2022年12月25日晚上八點五分,孔德墉在北京逝世,享壽九十六歲;同月29日,骨灰安葬於孔林[26][35]。 家庭
參考來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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