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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曼尔诗笺 坎曼尔诗笺  坎曼尔诗笺，又称坎曼尔诗签，是两張写有汉字诗歌、署名坎曼尔的纸页。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史学会主席郭沫若认为诗笺“可称为无价之宝”，但此后陆续有人质疑其为伪造，是为中国大陆学术界著名公案。 文物信息两张纸页均长20余厘米，宽10余厘米，各有一面写有汉字。一张上的汉字为白居易《賣炭翁》诗，署名“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另一张为《憶學字》、《教子》和《訴豺狼》三首诗，署名“纥坎曼尔元和十年”。反面亦有文字，一张模糊不可辨识，另一张为察合台文。两页汉字全文如下：[1][2]
据称，两张纸于1959年10月在婼羌县米兰遗址出土，当时粘合在一起，被当作一张纸页，后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62年，才将两张纸揭开，并发现内面写有汉字。[1][2] 郭沫若的研究1971年，诗笺送至北京参展[a]，交郭沫若过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史学会主席的郭沫若为之撰写了《〈坎曼尔诗签〉试探》，次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和《文物》上。坎曼尔诗笺由此名声大噪。[3] 郭沫若不了解中亚文字，故其文章未识读反面，而仅研究诗笺的汉字部分。郭文认为，坎曼尔为回纥人，虽出身地主家庭，却是一位痛斥恶霸地主、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情感的进步人士。郭文还指出，坎曼尔祖孙四代学习汉文，喜爱李白和杜甫的诗作，体现出“新疆的文化在唐代和内地没有两样”，证明苏联方面主张的“中国的北界是万里长城，西界从来没有超出过甘肃和四川”的看法是狂妄的。郭文称赞坎曼尔诗笺“直可称为无价之宝”。[2] 杨镰的辨伪在郭沫若发表文章的同时，也有学者质疑坎曼尔诗笺的真实性，包括張政烺、史樹青等人，但仅限于口头意见。1980年，萧之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坎曼尔诗笺〉年代的疑问》，引发学界震动。适逢《郭沫若全集》正在编撰，编委会委派社科院历史所黄烈、周自强赴疆调查，得知新疆博物馆保管员施惠昌曾描过纸上汉字，研究员李征曾烘烤过纸张，但仍未确认其係伪造。[5] ——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
1991年，杨镰在《文学评论》上刊发《〈坎曼尔诗笺〉辨伪》[b]。杨文从多个角度质疑诗笺，如：米兰遗址出土的非汉字文书均为吐蕃文，且发掘报告无此文物；该两张纸粘合时不可能不露出内面汉字；1962年施惠昌将两张纸揭开后，直到1969年才由李征首次向博物馆其他研究员提起；古代中亚穆斯林通常不会在已有汉字的废纸上写字，而反面察合台文的语法和拼写不会早于17世纪；察合台文内容为疏附县乌帕尔乡一带地名，沙比提怀疑原纸是1958年前后在乌帕尔考古后带回博物馆的旧文书。杨文还得到了直接证据：施惠昌亲笔承认自己与李征伪造了诗笺（此时李征已去世）。杨文最后强调，此事的主要责任不在于任何个体，而在于时代氛围。[3] 杨文发表后，虽仍有一些反驳文章，但坎曼尔诗笺为李征伪造的观点已成为主流。[6][7][8] 主谋疑云2000年，孤岛、梁越采访施惠昌时，施又否认此事，称李征性格胆小，不会造假，而自己是因为害怕才写下承认书。2019年，李征追思会上，王素、黄纪苏等人认为李征为人诚实正直，性格胆小怕事，不太可能主动伪造，而杨镰在李征去世后“缺席审判”的做法失之轻率和不公。柴剑虹亦回忆，杨镰在查证时曾恫吓施惠昌，使其招供。[5][9][10][11] 据黄纪苏称，王炳华曾向李征问起此事，李征称“此事一言难尽”，待痊愈后再详述，但不久后即病逝。[5]孤岛、梁越猜测，诗笺若係伪造，则还应存在第三人主导此事。[9] 注释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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